文剑居士的领地

我为什么说王莽不是古代人，看以下的行为可以证明，载取网易上文章来说明。

王莽要把天下的土地都收回来，然后再均分给天下人。作为西汉王朝最后一任实质上的领导人，王莽早就明白“先有天下不公，才有天下不宁”的道理。他要扭转这一切，而他所开辟的新朝要想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天长地久的王朝，就要吸取前朝败亡的教训，让天下人心思定，让天下成为天下人的天下。（这个政策明显吸取了中国共产党土地改革的精华，让天下成为天下人之天下者不是现代人民江山人民坐的表现吗）

王莽还要废除奴隶买卖，倡导人人平等的新朝观念。这的确是争取民心的工作。王莽一声令下，360万的奴隶就恢复了人身自由。（现在很多YY小说不都是回到古代就要解放奴隶吗，以为奴隶会感激解放者，可惜没有人感激，本来人家当奴隶有吃有喝，解放了要自己去找工作了，发现难得很，不由怒了）

王莽同时还大力反腐败。西汉末年，腐败不仅把国库给贪空了，还把民心给贪散了，王莽规定：从今往后，发现有贪污者，要没收他所有财产的五分之四以上交国库。至于为什么是五分之四而不是全部，王莽解释说，新朝的制度是要治病救人、惩前毖后，要让贪污者留一点生活费继续存活着，以便他能看到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将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治病救人的想法也只有现在的人才有，而且肯定是那些YY小说家，根本行不通，要是换成我，早把那些贪官拉出去枪毙了）

这是改革家王莽的一个可爱之处。王莽的另一个可爱之处是他模仿《周礼》，在长安城建了一个门，门下坐四个人，面朝四方。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接受群众上访，打击贪官污吏。同时为了体现政府工作人员的廉洁奉公，王莽带领他的同僚们主动降低工资，以共渡一个新王朝最初的难关。（这个明显是一个现代人受够了朝南坐公务员的气，穿越到汉代迫不及待地实施自己的想法了，降低工资嘛，不是现代公务员降薪的翻版吗，不过现代公务员降薪是装装样子，王莽他搞真格的，更加证明了王莽是现代“粪青”，太相信宣传了，搞真格那是要自己的命啊）

当然王莽的改革不止于此，他还深入到经济领域的核心地带，带头搞起了货币改革。新朝用新币并不新奇，当年秦始皇也这么兴致勃勃地改革过，新奇的是王莽的货币改革太深奥难懂了。他无中生有创造出十几种新货币来，一方面展示他在货币理论和实践上的高智商，另一方面也在附带考察伪币制造者的智商究竟有多高，他们的应变能力强不强。（王莽还拿自己学了半拉子的经济学去考验汉代人，还搞货币改革，把汉朝那些老百姓们和官员们搞得晕头转向，王大哥也太脱离实际了，汉代的经济哪有这么复杂，估计是什么金本位和通货膨胀之类的概念）

看了这么多，大家可以确定王莽大哥是不是现代“粪青”回到了古代，把自己YY许久的东西付诸实施了吧。

说实话，挺佩服他的，真有勇气

美国《时代》周刊从1923年创刊开始，每期的封面都会选择一个主题，以人物为主，它们代表着当时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将近80年时间里，陆续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中国人有：吴佩孚、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汪精卫、溥仪、宋美龄、宋子文、陈立夫、陈诚、吴国桢、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罗瑞卿、陈毅、李富春、达赖、林彪、江青、邓小平等。

中国的历史和人物是怎样被《时代》介绍给世界的？ 《书摘》试选一二以飨读者，文摘自《封面中国 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1923-1946）》。

封面中国人物背后的中国情结

第一个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中国人是北洋军阀吴佩孚，时间在1924年。此时，他的威望与权利正处在颠峰，直奉军阀则正在交战。从此，每一次中国封面人物的出现，都伴随着当时的风云变幻。

蒋介石1927年的首次出现，伴随着中国大革命的大起大落；冯玉祥1928年的出现，伴随着蒋冯联盟的形成；溥仪1934年的出现，伴随着“满洲国”的成立；蒋介石宋美龄1938年联袂成为年度人物，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陈诚1941年的出现，伴随着重庆大轰炸艰难的日子；毛泽东1949年2月的首次出现，伴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共产党新政权的开始；周恩来1951年的首次出现，伴随着朝鲜战争的进程；罗瑞卿1956年的出现，伴随着1955年肃反运动的结束；李富春1961年的出现，伴随着“三年灾害”后经济政策的调整；林彪1966年秋天的出现，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邓小平1976年年初的首次出现，伴随着他的复出以及能否接替病中的周恩来；江青1977年的出现，伴随着她的失败和“文革”的结束；1979、1986年邓小平两度成为年度人物，伴随着中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行程；邓小平1997年的最后一次出现，伴随着他的去世和20世纪即将结束；在长达6年的空白之后，2003年春天再次出现的则是一个戴口罩的普通中国人，伴随的是SARS肆虐神州大地……

一个个封面人物把漫长历史断断续续地串联起来，成为今天描述中国的一种特殊线索。

根据不完全统计，从1924年吴佩孚第一次出现，到2003年SARS封面，《时代》上的中国封面人物约为50多人次。如果把与中国事件有关的外国人包括在内，如抗战期间的史迪威、陈纳德，国共内战时期的马歇尔，1972年首次访华的尼克松，大约为60多人次。

列努斯的《谁在〈时代〉封面上？》，集中研究了1923-1977年间《时代》封面人物。

从个人出现次数的统计排序来看，中国人物也颇为重要。毛泽东，12次，名列第12；蒋介石，10次，名列第17；周恩来，8次，名列第22。列努斯的统计只到1977年，邓小平第一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是在1976年，在随后的20年里，他先后共出现了9次。他的排序也比较靠前。

女性在封面人物中的比例很小，中国封面人物中有两名女性，一是宋美龄，一是江青。根据列努斯统计，截至1977年1月，全世界只有5位女性出现过4次或4次以上。宋美龄先后出现过3次，显然属于出现频率较高的女性之一。同时，她还以蒋介石夫人的身份作为年度人物在1938年出现过。而截至1977年，只有4次选定女性为年度人物，另外3次分别是：1936年度人物辛普森夫人（温莎公爵夫人）；1952年度人物伊丽莎白女王二世；1975年度人物为12位女性。

邓小平短短几年间，先后成为1978年、1985年的年度人物，是当时最为引人注目的焦点，这在《时代》历史上也是少有现象。

卢斯及其创办的《时代》对中国的关注，无疑与20世纪初美国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亚洲、转向中国密切相关。早在卢斯的父辈们来到中国传教时，美国政治家、商人就注意到了中国这个东方古国潜在的巨大市场，他们一直关注并试图影响中国在历史变化过程中的走向。

1924年9月8日美国《时代》封面上的吴佩孚

“中国最强者”亮相

一个中国军阀的肖像，出现在1924年9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照片下面有两行说明：

GENERAL WU（吴将军）

“Biggest man in China”（中国最强者）

吴将军就是吴佩孚。照片拍得很艺术，光头吴佩孚，身着戎装，脸微微朝左，两眼炯炯，凝望前方，看上去踌躇满志，胸有成竹。“将军”在这里译为“大帅”，更为妥贴。吴佩孚——当时人们习惯称他为“吴大帅”，与他对立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则被称作“张大帅”。

此时吴佩孚作为一代枭雄，其威名正处于巅峰。他所控制的直系势力，北至山海关，南至上海，影响着大半个中国。9月8日的这一期《时代》出版时，在中国南方，直系军阀与皖系军阀为争夺上海控制权，正在上海爆发江浙战争；在中国北方，直系军阀与奉系军阀为争夺北方控制权，第二次直奉大战一触即发。1922年在第一次直奉大战中，吴佩孚率领直系军队大获全胜，奉系军队撤回关外。此次，吴佩孚再度坐镇北京，调遣25万大军与奉系交锋。即便远在美国，《时代》的创办者卢斯也很清楚吴佩孚作为直系军队统帅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分量：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个握有重兵、左右政局的举足轻重的强者。

“督军”这一名称本已不存在，但《时代》沿用旧称。不过，为了让读者了解中国的这一特殊历史称谓，《时代》特地做了注解：“督军是省的军事统治者，或者说，更流行的称谓是军阀。他们是满清的一批总督后转而赞同共和，且权力未变。准确地说，现在已没有督军，此官位已在1923年取消。”从这条注解可以看出，《时代》对中国情况十分熟悉，估计应是卢斯本人所写。但注解一处有误，督军这一官职在1914年取消，改称将军，而非1923年。

其实，对于西方列强来说，此时更让他们密切关注的，不是直奉大战一触即发的山海关，而是上海。这里是远东最大的通商口岸，这里有外国租界和数以万计的外国人，江浙战争一旦打响，列强诸国的商业利益是否会受到损害？外国公民的生命是否会受到威胁？这些问题才真正牵动着他们的神经。

一个巧合，吴佩孚和《时代》周刊的创办者卢斯，两个人居然都出生在中国山东的登州（今蓬莱）。吴佩孚，1874年；卢斯，1898年；时间相距24年。

走进上海的征服者

1927年4月4日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第一次成了《时代》的封面人物，被选用的是一幅正面肖像速写。光头蒋介石表情冷峻，目光凌厉，有一种威慑的气势。封面下方只有简单说明——

GENERAL CHIANG KAI SHEK（蒋介石将军）

……rose out of the Sun-set（在孙陨落之后升起）

1927年4月4日,蒋介石第一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

这里，Sun既是指孙中山，又可能是指太阳。因此，根据后面报道的行文，这句也可译为“在日落之后升起”。

关于这个封面人物的介绍，小标题只用了一个词——征服者。

“征服者”蒋介石进入上海的细节，被《时代》生动地描述出来：

上周一下午，大约两点钟，一个长长的车队由南开进上海。车上坐着100名全副武装的强悍士兵——现代型的保镖阵势。一个人穿一件完全未加装饰的外套坐在第3辆汽车上，他虽瘦长，却是果断指挥南方军队的人。他便是征服了半个中国的伟大征服者、国民党军阀蒋介石。汽车专队耀武扬威地强行进入设有路障的法租界，法国人慎重考虑蒋介石将军要继续进入公共租界的要求。一会儿，车队从法租界返回，这位征服者告诉人们是他的司机走错了路。很快，蒋介石和随从以及正规卫队，在一座大楼前停下，挂起一面旗帜，红、白、蓝三色的国民政府旗帜随即飘扬。在红底旗帜的上方，是一片蓝色田野，田野上升起一 颗白色太阳。（《时代》，1927年4月4日）

是否真的走错了路，已无法确定。但我推测，曾在上海生活多年的蒋介石，应该熟悉这里的大街小巷，所谓“误进”租界，不过是在向世人炫耀：我已是这座城市的新主人。

其实，早在攻下上海之前，蒋介石就已做出了一副与“洋鬼子”保持友好的姿态，蒋介石在长沙发表声明，“他答应保护在华所有不妨碍革命力量军事行动也不协助军阀的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两天之后，长沙湘雅医学院及医院得到命令，要求派几名医生为蒋介石治伤。一位美国传教士外科医生为他拔掉一颗碰伤的牙齿，他对蒋的明显友好态度深有好感。湘雅医学院的教职员曾经担心他们的医院会被没收，但是蒋介石的指挥部反而在街对面设立了一所设备良好的军用医院，两所医院合作了一段时期。蒋介石许诺他控制的部队不攻击外国人。

在“洋鬼子”眼里，这无疑是一个他们愿意接受的“国民党军阀”。

1924年吴佩孚成为封面人物时，只有寥寥数语的介绍，此次却大大不同，《时代》用了大量篇幅讲述蒋介石的故事。从他的出生、家世，到他的经历，将近2000字的人物速写，不再是纯粹的新闻报道，蒋介石的故事被泼洒上浓郁的传奇色彩。

溥仪的皇帝梦

战火硝烟中，蒋介石马不停蹄加紧对共产党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这时，1934年3月初，有一个人却在中国北方的长春，陶醉在美梦终于实现的兴奋之中。他就是被废黜的末代皇帝溥仪，3月5日，他出现在《时代》封面上：

1934年3月5日，末代皇帝溥仪出现在《时代》封面上。

在“满洲”的寒冷中，本周将进行一件大事。大批警察搜遍了长春的大街小巷，收缴了3000支步枪，15万发子弹，卡车满载粮食而来分发给3万个贫困家庭。同时，还制订出一项政策，向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5000名士兵被派来守卫尚未竣工的皇宫。一批被挑选出来的记者，在一处敞开的院子里看到，宫廷要员们身着蟒袍，头戴皮帽，帽子上嵌有珠宝纽扣，朝着一个乌黑发亮、刷着中国漆的珠宝皇冠模型练习伏地长拜。高度近视、戴有眼镜的亨利·溥仪将成为一个新的国家——“大满洲帝国”的“满洲皇帝”，上周这里叫“满洲国”，两年前则被称作“满洲”。（《时代》，1934年3月5日）

尽管清王朝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被推翻，作为末代皇帝的溥仪，如同世界其他被废黜的皇室、王室一样，其行踪与命运依然受到中外媒体的关注。

“鲸须汪”

1935年3月18日，汪精卫出现在《时代》封面上。

这一年，汪精卫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他年届52岁，已是暮年。封面选用了汪精卫近期的一幅肖像素描，脸上虽透出干练，神情却略显疲惫。过去曾经以风度翩翩著称的汪精卫，传奇的风采不复存在。

从1933年到1935年的3年间，有3个中国人物在《时代》封面上出现：1933年蒋介石、1934年溥仪、1935年汪精卫。

1935年3月18日，汪精卫出现在《时代》封面上。

截至1935年，蒋介石、汪精卫二人与溥仪并没有直接的个人交往，但汪精卫与溥仪却有一种特殊联系。1910年，参加孙中山同盟会的汪精卫，来到北京，图谋刺杀溥仪的父亲、清王朝摄政王载沣，以表现革命者勇气，唤醒民众。当年，27岁的汪精卫，英姿勃发，暗杀虽未成功而身陷大狱，他却因此天下闻名。“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狱中这一曲引吭高歌，浩然正气令多少人为之钦佩，为之仰望。这一年是宣统二年，皇帝溥仪刚刚4岁，不知是否有人在他面前提到过“汪精卫”或“汪兆铭”这个名字。谁能想到，汪精卫后来却与溥仪站到了一起。

1940年，在日本的扶植下，汪精卫在南京宣布成立另一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自己就任政府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行政院院长，拥有自己的行政系统、军队、外交等，一方面与移都重庆的国民政府及老对手蒋介石分庭抗礼，另一方面与东北的“大满洲帝国”遥相呼应。之后，汪精卫甚至还亲自到长春访问，在日本军队的刀光剑影中与溥仪握手言欢。

不过，1935年《时代》选择汪精卫作为封面人物时，是基于中国现状的考虑。这一年，政治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汪精卫，站在历史漩涡之中。自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以来，是汪精卫而非蒋介石在前台出面负责处理中日外交关系——是战？是和？如何战？如何和？在错综复杂的国内矛盾和国际冲突中，这无疑是中国最为棘手的现实问题。

红星在西方闪耀

1937年新年，《时代》照例一年一度评选年度封面人物，这一次，他们评选的1936年年度人物是辛普森夫人（Wallis War field Simpson）——英国王室变故中的女主角。

辛普森夫人这位曾两度离婚的美国女子，在有的人眼里既不漂亮，又爱虚荣，而且放荡。但她却令英王爱德华八世（Edward Ⅷ）“不爱江山爱美人”，做出了惊世骇俗的决定——放弃王位，离开英国，与辛普森夫人结婚，从此成了众所周知的温莎公爵。20世纪的英国王室，虽早没有了过去的显赫，但仍总是有吸引世界目光的爆炸性新闻发生，前有温莎公爵和辛普森夫人，后有戴安娜王妃。因此，选择辛普森夫人为《时代》1936年的年度封面人物，倒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从对未来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角度来回顾当年，我们便会发现，在1937年年初亮相的人物中，真正具有世界意义和历史轰动效应的，显然不是《时代》封面上的这位身着黑色礼服、悠闲地坐在天幕之下的辛普森夫人，而是另有其人。这个人就是1937年1月在《生活》杂志出现的毛泽东。神秘的中共领袖、未来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一个主角，第一次在美国（也可能是在全世纪）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1937年1月在《生活》杂志上出现的毛泽东。

《生活》杂志由《时代》的创办人卢斯于1936年11月19日在纽约创办。在创刊两个月后，于1937年1月25日出版的这期杂志，从第9页起用数页篇幅发表了一组照片，标题是《中国漂泊的共产党人的首次亮相》。这些照片的作者，是美国记者斯诺，几个月前他刚完成在陕北“匪区”的探险，从红色首都保安（今志丹县）回到北平。

毛泽东的大幅照片在第9页上发表。在斯诺为毛泽东拍摄的所有照片中，这张头戴八角帽、神情沉着、面容清瘦的肖像无疑最为著名。毛泽东喜蓄长发，从来不爱戴帽子，斯诺为拍照而特意将自己头上的八角帽戴在了毛泽东头上。拍照时，一位来自美国的医生也在现场，他就是后来长期生活在中国的马海德。1960年，斯诺重访中国时，马海德又回忆起当年情形，“在周围的人里，只有你给毛泽东戴过一顶帽子。那时，他的头发很长，而他又不肯戴帽子。……只有你的那顶帽子还像个军帽。这就是毛泽东的一幅最好的照片由来。多少年来，它出现在书籍、报刊中，现在它被收藏在革命博物馆。”马海德说得不错。斯诺拍摄的这张毛泽东肖像，真的成了经典照片。在“文革”中，它在中国广为印刷发行，到处张贴，家喻户晓。不过，当它第一次与西方读者见面时，《生活》只有这样一个简略说明：“毛是他的名字，他的头值25万美元。”

毛泽东第一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

1949年3月，毛泽东第一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

卢斯1945年10月重访中国，他要亲眼看看胜利后的中国——这也将是他的最后一次中国大陆行。他抵达重庆时，中共领袖毛泽东正在重庆与蒋介石举行谈判，此次重返中国，该是卢斯与《时代》中国封面人物最为集中的一次会面。最值得关注的应是他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见面，几年后，随着中共取得胜利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3月，毛泽东第一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李辉 东方出版社2007年5月版 原题：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的中国故事

一提起日本女人，人们就会想起这个陈腐的段子：日本的老婆，中国的厨子，法国的情人，美国的房子。

仔细分析起 来，这句话更加符合西方男人的口味，发明权恐怕也非他们莫属。对于西方男人来说，日本的老婆与法国的情人，好比日常生活的必需与锦上添花的奢侈，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的需要，前者的温柔贤慧，与后者的热情浪漫，正好构成互补；而对中国男子来说，情人老婆同时占有却不大现实，法国的情人，对不起，中国的男人一般还没有雄强自信到这种程度，至于日本的老婆，那没问题，不但没问题，还有多余的价值，换句话说，日本女人除了当老婆，还可以兼作情人。

到底是同文同种的中国男人，更懂日本女人的好处，不信，请读一读徐志摩的那首脍炙人口的《沙扬娜拉》吧——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想来真是不可思议，中国本是“三从四德”的故乡，中国女子的温柔绝对不掺半点假，却从未见过哪一位现代诗人对她们作过这样的赞美。同样的德性，一到东瀛女子身上就魅力焕发，这是为什么呢？

当年，脑筋保守、卫道狂热、嗜小脚如命的辜鸿铭，娶了一个名叫吉田贞的大脚东洋妇当小妾，被她侍候得服服帖帖，一点脾气也没有，最后到了没有她的调理就不能入睡的程度。按照辜老夫子的看法，日本女人身上有一种“名贵”的气质，温柔而勇敢，纯洁而高雅，敏感而甜蜜，女人味十足；这种气质，本为中土妇女所有，可恨的是，自宋代以后，中国的儒家变得越来越庸俗，越来越小气，阉杀了这种可贵的品质，所以，若想寻找能够体现中华文明的理想女子，只有去日本。

就像辜老夫子的许多奇谈怪论一样，这种看法肯定也值得商榷。然而毋庸置疑的是，温柔这种东西非得有天真烂漫的原始生命垫底，才能放射出迷人的魅力，否则，就像美丽的塑料花，就算再漂亮，也不能吸引人。东瀛女子身上，恰好保存了这种生命的慧根。

一部名叫《游园惊梦》的电影，很可以印证辜老夫子的看法。电影讲述一个发生在上世纪３０年代的女子同性恋的故事，头牌主角是日本著名女优宫泽理惠。宫泽小姐扮演的，不用说是同性组中的“女方”——一只笼中金丝鸟，把一个色艺双绝、柔情似水的戏子演得活灵活现，令人拍案叫绝；赞叹之余，不免生出感慨：偌大的中国，难道找不出一个像宫泽理惠那样的演员，何至于非要从东瀛进口？仔细想一想，觉得也只能如此。中国这百多年来一次次的革命，尤其是后来的“不爱红装爱武装”、“妇女能顶半边天”，将女性特有的柔情和风韵扫荡殆尽，女子的雄性化，已是相当的普遍。幸亏还有东瀛这个擅长保存传统的邻居，可以给我们救救急。

举出这些，决不是有意赞美小日本，而是为自家感叹。纵观历史，中国女子的命运何其坎坷多蹇！先是“三从四德”，金屋藏娇，不得越雷池半步，尤其是那惨无人道、令人匪夷所思的裹脚术，将妇女的野性和活力扼杀殆尽；后来又是另一个极端，在“男女平等”的口号下放出去与男性一起拼杀，结果弄得阴阳颠倒，雌雄莫辨。这种情形，用农家的话来说，就是“旱的时候太旱，涝的时候太涝”，完全失去了正常的天行。相比之下，日本妇女的命运就不是这样：传统的“三从四德”，未能真正束缚她们，中国男人嗜好的“三寸金莲”，到了东瀛就吃不开；现代的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时代潮流，也没有把她们弄得面目全非，她们始终保持着女性的天性与魅力。

当然，现实生活中日本女人的温柔未必这样单纯，说得扫兴一点，它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存策略，甚至是一种糖衣炮弹。然而，对于男人来说，它却必不可少，如果没有了它，这个世界将变得多么乏味、沉重。

大家知道，留日中国学子素以政治上的“反日”著称，但文化上的“亲日”亦不乏其人。仔细考量起来，这种文化上的“亲日”与日本女子的魅力有很大关系，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娶日本女人做老婆了